病房里的故事——12床
文/郑晓红
12床今天出院了。
12床住着一个12岁大的小男孩,跟我隔着一个病房。小男孩是个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,他已经有5年没有见过他的妈妈。据说,他的妈妈最初是去天津打工,后来,又去了北京。小男孩的父亲因为妻子久久不归,便动身出去寻找孩子的母亲,他也是先去了天津,后去了北京,人找到了,却不肯回,于是,小男孩的父亲也在那个城市里飘荡着,算是守着心已野了的妻子。
12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个10岁的兄弟,当年生下他弟弟的时候,他的爷爷便从外面抱了一个小女孩回来同新生的婴儿一同养着,报户口的时候就说是生了一对双胞胎。而这三个孩子,他们父母是一天都不曾抚养过的,都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土里刨些钱养活着。
男孩的爷爷还不到60岁,但我初见他的时候,以为他已是近70岁的人了。他不论走到哪里,都会找个能倚靠的地方,顺着墙溜下去蹲着。他说他背疼,坐不住,站不住,只有蹲下才觉得舒服。每天,我输完液体走到门外的暖廊里,总会看见他定定地靠着暖廊外的围墙蹲着,双手筒在袖子里,眯着眼睛,久久不改变姿势。他的身体沐浴在阳光里,不象是寻常老人晒太阳时的那种惬意。他似乎是被痛苦定在那里了,阳光是最好的麻醉剂,他闭着眼睛的意义,只不过是暂时跟看不到尽头的苦难隔绝一阵子而已。
12床刚送进医院的时候,是重症病人,在抢救室里住了好几天才转进正常病房。他的爷爷来时卖了一头牛,现在的牛很值钱的,一般都可上万元的。但是,他们是急等钱用,买家一听是家里有病人需要一笔钱用,马上就令人寒心地端了架子压定了价钱,断不肯出个适当的好价。最后,他家的牛只卖了七千多块钱,他们就揣着这些钱到市里来住院了。
小男孩还没有生活的压力,他很调皮。我刚进医院住在三床,跟他的病房隔了一个房间。那时他已经挂完吊针了,马上就好奇地赶来看,我气息恹恹地躺在床上,他趴在窗口上看着我。过了两天,我缓过精神了,坐在床上看窗台上新养的花儿。他又过来了,趴在窗口上。我逗他,“小家伙,过来,叫我老师,坐凳子上我给你上课。”他一听我说自己是老师,舌头一伸,身子缩了下去,躬了腰,飞快地跑去了。
病房里人都善意地笑。他们说这孩子最怕人问他上几年级。有人问,他便不动声色地撒谎,他有时给人说他上初一了,有时又退到六年级。但实际上,他在四年级。他怕人笑话他12岁才上到四年级,所以,一听我说自己是老师,便犹如惊弓之鸟一样了。
渐渐的,就了解了他家的许多情况。有人问,“你还记得你妈妈长什么样子不?”他摇头。有人问,“你想不想你妈妈?”他不做声。有人问,“你妈妈连这么乖的娃都不要了,她将来要是回来了你就不要认她!”他仍然不说话,只是低着头。有时,别人把他问急了,他便回一句,“不要再问了嘛!”
男孩的爷爷很疼孙子,虽然住院的钱紧张,但在吃喝上断然不会让孙子欠缺的。他有时端一碗羊肉回来,有时买两只五香鸡爪让孙子解解馋。他每天都吃一成不变的饭,开水泡馍,只是偶尔孙子吃饭剩下饭汤了,便把馍泡在饭汤里,算是沾了油气。他跟孙子在一起的时候,总是笑微微的,绝不提愁钱的事,一双粗糙的手不停地扑挲着孙子的脑袋。但背过孙子,他总是靠在哪里蜷成一小团儿,面容愁苦,筒着手,半天半天不换姿势。有时,他看见病房里这个那个的都在接听电话,都是家人亲戚关心病人病情的,他便显出怆然的样子来了,他叹息着说,“你们都是有人管有人问的人,我是听起来有个儿子,但儿子上不管老下不管小,人不回来不说,钱也不汇过来。”说起这些伤心事,老人往往就伤感得不能自持了,他转出去买两块钱的瓶装白酒回来,坐在病房走道的长椅上,扬脖喝一口,愣怔良久,再扬脖喝一口。没喝几口便醉了,抱了头蜷在椅子上老泪纵横。
前两天男孩的爷爷回了趟家,是寻钱去了。回来时拿了一千多块钱,他见了我们便面带喜色的夸耀他家里十岁的小孙子,说是小孙子一个人把外面别人欠他家的几百元帐收回来了。原来,他家里养牛最主要的功用是每年农忙时给人耕地,牛走在前面,他扶了犁跟在后面。这样,每年多少还能有点零钱使唤。他说,若是钱还不够,他再回去粜玉米。病房里的人给他分析了一下,粜一担玉米,按市场价是280元钱,连孩子一天输液的钱都不够,你能有多少玉米呢?钱还是得另外想办法。男孩的爷爷便默然了。
今天下午,我的液体还没有输完,男孩的爷爷突然进来了。他站在我床前搓着手说,“我们要出院了,来给你打个招呼,你平日里又给我们钱又给吃货,我心里过意不去。”我有些惊讶,因为感觉男孩不象是康复了的样子,我问他,“孙子的病好了吗?医生让出院了吗?”他低了头,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,只是说,“把药开上回去继续用药。”说完,他就匆匆出门走了。
我坐起来,听见隔壁病房里陪床的阿姨站在暖廊里向窗外喊,“快把衣服纽子扣好,穿暖和,不敢感冒。回去了听你爷的话,好好吃药。”小男孩大声应承着,声音已然远了。
2008年1月9日星期三